“如果你能給哈佛大學捐款至少100萬美元，你就能獲得哈佛學校資源委員會(COUR)會員資格。” 哈佛的本科錄取率不到一成，超過一半的SAT滿分者的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但據推算，424位COUR會員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錄取。

　　美國大學的招生過程錯綜復雜、使人困惑。中國，以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簡明直接的大學錄取考試制度。可美國大學卻要求學生提交SAT成績、托福成績(TOEFL，非英語母語留學生需要提交)、一份高中成績單、兩封老師推薦信、一份學校導師報告(提交一次，更新兩次)、個人申請文章以及課外活動簡歷。索要了這么多材料，可到了12月或4月的時候，各大學對于學生的錄取結果卻只是簡單地答一句“是”或“否”，無任何解釋。

　　是的，美國包括常青藤大學在內的許多精英學校和私立學校錄取過程主觀性強、透明度低。除了有限的幾所軍事院校之外，公立大學的重要事項，諸如經費預算、校長任免、教師聘任、學制和學科設置等基本上都是校董會和各院系的職權，政府的作用只體現在通過立法規定辦學宗旨和參與校董提名。而私立大學就是一家地道的私營公司。

　　然而，美國招生腐敗問題卻并不常見，更未上升為一種公眾憂慮或社會問題。其中原因何在?

　　“在申請入學時，兩位以上的審核者會認真閱讀成百上千封申請書，在決定錄取時，先討論，再投票表決。”這是哈佛大學的招生錄取流程，也是全美大學招生錄取工作的縮影，很難說這樣的流程不存在風險和隱患。事實上，伊利諾伊州大學在新生錄取方面跑關系，走后門，讓不合格學生進入伊州大學香檳城分校就讀的丑聞，就是利用了“錄取過程保密”之便。

　　真正重要的是，招生腐敗的“收益風險比”太差了。與中國大學“給公家打工”不同，美國大學更像是“大包干”。職業經理人心態是“撈一票就走”，創業者心態是“收他的錢值不值”。要知道，伊州大學丑聞出來后，該校總校長和分校長以及九名校董接連主動或被動辭職，當地的數位政客也被卷入此事，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何況，照顧錄取無非為兩事：“錢”、“情”，美國大學有光明正大的方法滿足這兩個需求，不必“走后門”。在常青藤大學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學生屬于“Special Cases”，即受到了“特殊照顧”。另一種說法是，分數墊底的25%左右的學生是學校招生的“特殊利益”名額。

　　除了音體美特長生、有色人種等“特招生源”外，“Special Cases”較重要的兩類對象為“大捐助者”和校友。

　　美國較好大學學生群體仍非常富裕。在密歇根大學，2003年來自年收入高于20萬美元家庭的新生，多于那些來自收入低于中位數家庭的新生。在一些私立院校，這方面的數據甚至更加極端。“如果你能給哈佛大學捐款至少100萬美元，你就能獲得哈佛學校資源委員會(COUR)會員資格。”哈佛的本科錄取率不到一成，超過一半的SAT滿分者的入學申請會被哈佛拒絕，但據推算，424位COUR會員的子弟，有至少336人被哈佛錄取。

　　幾乎所有美國較好大學的資金籌措辦公室都列有一張“發展項目”名單，將那些仰仗父母為學校捐贈或有可能捐贈巨款的學生排在錄取名單的前面。申請者的高中成績墊底，或者SAT成績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請者要低上300-400分?這些都沒關系，足夠多的金錢可以為他們翻盤。

　　一位新澤西地產商，曾經向哈佛支付250萬美元，以確保他不爭氣的孩子拿到錄取通知書。如杜克大學甚至一度要求招生人員專門追尋富家子弟，這不僅僅是出于對學校短期捐款數額的考慮，更主要的是擔心如果招收太多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將來的校友群體會日漸貧窮，從而使捐贈減少，學校財政滑坡。

　　對于校友(尤其是精英校友)，同樣不能得罪。在哈佛的錄取政策中，“如果父母親是該校的畢業生，則入學機會可能就增加多了。換句話說，學校當局會因此而作特別的考慮。”一項針對30所知名大學入學申請的較新研究發現，向父母親的母校申請入學的申請者，獲得入選的平均幾率，是與該校毫無淵源申請者的七倍。

　　以羅斯福家族為例，兩個羅斯福總統都畢業于哈佛大學。打破紀錄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生了四個兒子，三個去了哈佛。西奧多·羅斯福一房更不簡單，維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傳統。布什父子總統都畢業于耶魯大學，從“老太爺”布什參議員，到小布什總統的女兒，布什家族延續了至少四代的耶魯校友。前副總統戈爾夫婦，四個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學平均錄取率計算，這該是“萬年一遇”的現象。而肯尼迪家族中那些高中畢業都有問題的孩子，絕大部分都上了哈佛。即便是學習較爛的約瑟夫，也去了哈佛隔壁的麻省理工。

　　招收一些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的父母能建造圖書館配樓)，以及一些校友子弟(好讓校友滿意)，當然，也不能缺少SAT考神和灌籃高手(否則學校就沒有學術競爭力與吸引力了)，這幾乎是所有美國大學的招生擺在明面上的“潛規則”。與某些暗箱操作的權錢交易相比，這樣的教育“部分產業化”未嘗不是解決公平、道德、收益綜合衡量難題的一種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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