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一輩留學生不同，新一代留學生往往家境更好，父母早早規劃了學生的高中甚至大學之路，更小年紀留學美國，但融入狀況卻并沒有變的更好。教育專欄作家南橋目前定居美國，從事大學課程設計工作，接觸學校機會較多。在他看來，新一代中國留學生人數增多，隨時可以組成一個龐大的“同鄉團”，中國學生遇到作業、課堂，乃至生活問題，都更傾向于找學長學姐，而不是專門的指導老師溝通。作為老一輩留學生，南橋列舉了很多新一代留學生不肯踏入美國真實社會的現狀和新問題。

　　十一年前，我揣著1900美元，帶著兩個行李箱，轉了幾次飛機，來到美國雪城，在雪城大學讀書。原以為紐約州有“大蘋果”紐約城，既然雪城也在紐約州，應該不會和上海有多大差別。來了卻發現，需要適應的地方極多。

　　例如，我在美國的信用記錄為零，申請信用卡屢次被拒。交通更是大問題。雪城的公交車不是幾分鐘一班，而是要拿著一張時刻表，在雪地里等著。考駕照，我第三次才通過。我從一個退休飛行員手里買下了第一輛車，這幾乎用去了當時積蓄的一半(800美元)，幾個星期后，車的變速器壞掉，維修的報價為1500元，比原價還貴，我只好放棄。再后來，家人來雪城與我團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應”暴風雪差不多也開始了。從10月底到次年春末，整個城市常為幾英尺的積雪覆蓋，我們擠在一個閣樓改造的小房子里，無處可走，郁悶看得見。

　　除了生活上的各種挑戰之外，學習上也有些沒想到的問題。聽課的時候，過了頗一段時間，才適應了老師的說話方式。說起來有些丟人，我在國內的專業還是英語。事實上，剛來的時候犯的極低級錯誤都有。

　　我去較為容易點餐的地方——麥當勞。點完服務員問我一句話，似乎是問我要不要“趕上”我的薯條(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為萬物之靈長之一，我為什么要趕上愚蠢的薯條呢?我正在納悶這算哪門子美式幽默，服務員卻搖了搖頭，遞給我幾包小小的番茄醬。一看包裝，我恍然大悟，原來她說的是ketchup(番茄醬)——在我的中式英語思維里，我還以為番茄醬叫tomato sauce。

　　這類經歷我的一個伊朗老師也有過。剛到美國，他進了餐館，連怎么點菜都不知道。去餐館時，他閉上眼睛，讓叉子倒在哪里，他就點哪個菜。受早年經歷影響，這位教授極力主張學校“國際化”，改造其課程和服務，更好地服務于留學生，也讓本土學生得益。學校對此倡議不冷不熱。教授出師未捷身先死，國際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國家學生一樣，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生活、學習各方面調整并不容易，但這個問題直到較近才引起了更為密集的關注。較近一些年，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各國向中國留學生打開了閘門。在美國，中國已經超過印度，成為留學生較大的來源國。但由于中國學生對于美國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來越高，面臨的挑戰也隨之高漲。作為教育工作者，我也親眼見證了一些中國留學生遇到的挫敗。

　　和我們這些老留學生不同，新一代留學生大多來自富裕家庭，起碼也是收入尚可的中產家庭。老留學生自費留學，讀研究生的居多，靠獎學金生活的比例不小。新的留學生，有不少從本科甚至私立高中開始讀，學校很少提供全額獎學金。這些學生的學費也成了各校可觀的收入來源之一。

　　這些學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為美國財務負擔的可疑分子，在簽證中被一再刁難。他們搖身一變，成了優質客戶，也在一定程度上幫著拉動本地經濟——一些中國學生來美國后，有實力立即購買新車。

　　然而，解決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學生面臨不同的調整和適應問題。讓這些新一代留學生沮喪的是，他們被視為“異類”，和所處學術環境和社會環境格格不入。

　　老一代留學生人數少、較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動力更加強大。而今天的留學生可以隨時找到一個龐大的老鄉團作為后援，所以反而較難跨出心理的“舒適地帶”，去更主動地融入校園文化，熟悉美國課堂。

　　《大西洋月刊》一篇題為“我們不是異類”的文章(作者勞倫·戴維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南華早報》的報道稱，進入常青藤學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有四分之一退學 ，不過對于這個驚人的數據，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從校方處拿到的退學數據，但這些退學者也有可能并未放棄學業，而是轉到其他學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處。

　　無論如何，中國留學生在學業上出現種種障礙已經成為越來越明顯的問題，造成這種問題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歸結為學校和學生雙方的互不適應。

　　這種不適應問題，學校有責任，比如一味對中國“擴招”，而不去讓校園的資源和課程更為國際化。多年來，許多中國學生告訴我，很多學校的“使命宣言”中雖有“多元化”的使命，卻大部分口惠而實不至。到了美國后，很多留學生在新的環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

　　適應被視作這些留學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上還有國外學生，雖然美國眾多高等院校的留學生比例普遍出現增長。一些作業和要求帶著某些針對本土學生的假設，留學生聽了一頭霧水。

　　比如，有的教授以為學生都知道學科所用的美國心理學會(APA)或現代語言學會(MLA)的學術文獻規范。很多留學生因引用不當，被視為作弊。美國學生司空見慣的一些課堂教學和測試方法，其他國家的學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國教授想當然地認為中國學生傾向于“集體式思考”，因而能適應學校的團隊作業。而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過去作業多為單打獨斗，很少有協作式的作業。

　　不過，也有不少大學鑒于留學生數目逐年提升的現實情況，開始做針對性的工作。中國留學生超過3000人的普渡大學，甚至有專人研究、開發針對中國留學生的教學方案。一些小學校，如我所在的艾比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國際留學生辦公室開始針對老師開展培訓，讓老師了解留學生們的獨特挑戰。學校舉辦多次針對性的講座，告訴老師如何考慮留學生的處境，比如在小組作業中，刻意安排本國學生和留學生參加一個小組，以便大家有更多機會相互接觸和幫助，而不是放任他們各自扎堆。

　　小組作業中國學生極不熟悉，但老師的這種安排，很多留學生非常喜歡，因為可借此機會，接觸他國學生，了解彼此的文化。學校留學生辦還在籌辦“演說團”，安排留學生去本地社區(如中小學)去講述各自的文化，讓留學生不只是被動接受美國文化。

　　留學生辦公室顧問露西·道森(Lucy Dawson)表示，有時候外國留學生不喜歡主動出擊去進入美國文化，而一些有“結構”、有“規劃”的活動，學生則非常喜歡。可見有時候大家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找不到合適的渠道。

　　但是即便我們這樣規模的學校，也有來自47個國家的留學生。完全指望老師來適應學生，或是都指望留學生辦的“組織安排”來解決一切問題，也不大現實。從留學生離校前的訪談上看，不同國家的留學生，過去學習習慣也千差萬別，教授無從面面俱到地了解。中國學生可能適應標準化考試，而我們學校一個來自埃及的學生，遇到標準化測試，見一個題目下面有ABCD四個選項，且看上去都差不多，就覺得無從下手。

　　更為關鍵的適應辦法，是學生應該自己做足功課，去適應新環境。有一些中國留學生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四年下來，英語能說得沒有口音，學業上有所成，且結交了很多本地或其他國家的學生。這些學生通常都刻意接觸、深入本地的學術和生活環境。而且他們情商頗高，不因一點點困難就輕言放棄。這種優秀的留學生每一屆都有，所以不可籠統地放大留學生面臨的“融入”問題。

　　但也有不少留學生遇到挫折，不是迎難而上，而是開始退縮。當他們和美國學生之間出現溝通障礙的時候，不是去繼續嘗試，而是撤退到同鄉的小圈子里。有的留學生十分“土豪”，明明學費食宿費已經包括了在學校宿舍的住宿費，卻搬到校外和中國同學合租。前不久，網易曾經給俄亥俄某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做過一期專題“失落的留學夢”，上面有年輕的留學生在一起打麻將或是抽煙喝酒的圖片，引起了擔心形象被丑化的當事人強烈不滿。

　　留學生扎堆的情況并不鮮見。這個現象在來自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也有存在。畢竟文化上同根同源，接觸起來更為容易。中國留學生人數越來越多，這個問題更為嚴重一些。扎堆使得學生忽略學校合理提供的資源，而自己找“同鄉”想辦法。這種做法貌似有效，卻屬欲速則不達之舉。

　　作為課程設計人員，我和老師接觸很多。常有老師納悶，為什么中國學生不去看課程大綱上寫明的要求，也不利用答疑時間(office hours)來咨詢，而去問中國同鄉。同鄉給出的信息往往并不準確，大家是在以訛傳訛。美國老師通常都愿意給學生花時間。來我們學校的一位法國女孩朱利亞稱，在法國，她接觸到的老師往往上完課就走人，很少額外在學生身上花時間，而在我們這個學校，美國老師愿意和學生交往，甚至邀請學生到自己家里。老師通常不是刻意疏遠中國學生，將其視作異類，而是中國學生不去利用這些現成資源。這是很可惜的事。

　　另外，中國留學生可能是習慣了“標準化”測試，時常尋求“標準答案”。做作業的時候，可能會去抄學習比較好的師兄師姐的聽課筆記，以為這是老師要尋找的答案，結果作業雷同，被判為作弊。在美國，老師通常鼓勵原創的解決方案和獨立思考。留學生在一起抱團，做作業相互幫助，有時候會證實老師對他們缺乏誠信、在一起作弊的懷疑。

　　有學生作弊，被抓住后，說在中國大家都這樣，這就擺明著給自己的國家抹黑了。前不久，我應邀去給一群老師做培訓的時候告訴他們，中國學者如有學術抄襲問題，被曝光，這些人一樣會聲譽掃地。隨著老師對不同學生接觸的增多，他們也開始意識到作弊并非“中國特色”，畢竟也有不少中國留學生在這里很快適應了美國的學習方法，不需要通過歪門邪道也能獲得好成績。

　　另外，留學生的扎堆，也使得留學生社區和當地社區絕緣。網絡使得這一問題更為嚴重。現在大家在美國一樣可以用微信這類社交工具。這些工具自然是好東西，讓國內國外溝通無障礙，但是耗時過多，則容易讓人“玩物喪志”。到了一個自由的環境里，照理說大家應該可以去找質量較好的信息來源，但是實際情況，是大家用這種自由，去消費更為垃圾的信息。就好比一個孩子離家之后，脫離了父母管束，卻開始放開了吃垃圾食物一樣。

　　很多青年人出國前，設法“翻墻”看“墻外”的消息。但是出國之后，卻把大量時間花在一些國外中文八卦網站上。大家有空就看《文學城》，而不是去看《大西洋月刊》、《時代周刊》、《赫芬頓郵報》。這固然跟大家背井離鄉后渴望獲得與故土有關的訊息有關，但跟很多人固步自封不無關聯。這些習慣等留學生畢業后工作了也改不了。過去我送孩子去一家大學的教學樓上中文學校時候發現，《紐約時報》在教學樓里可免費取閱，但是很少有中國家長去拿。我卻聽到有家長在討論通過衛星電視之類方法收看過的湖南衛視節目。

　　隨著留學生的增多，很多人也覺得沒有必要接觸當地社區。美國很多學校處在大學城，地處偏僻。但每一個社區，均“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深入進去，當地節慶、俱樂部、體育運動、音樂表演、各國餐飲，也多姿多彩。如果一味在異國他鄉尋找自己的“中國夢”，未免陷入失望。籃球明星易建聯去密爾沃基雄鹿隊效力，后來萌生去意。密爾沃基市從市長、議員，到雄鹿隊領導層，無不挽留。易建聯卻嫌密爾沃基中國社區小，不愿多待。當時曾有一位體育評論員嘲諷，在美國打球，卻嫌一個地方中國社區小，如此依戀，何不回中國?那里中國人較多。當然，易建聯的這番說法也可能只是托辭，并非本意。

　　說到融入當地文化，大家想到的可能是“融入主流”這幾個字。在華人圈中，“融入主流”其實就是“成功”的代名詞。其實美國這些年社會分裂也頗嚴重，藍州紅州差別不小，并不存在一個大家都能認同的“主流”。美國甚至也不是什么“大熔爐”，要把個性不同的人都化到一起，攪得面目一致。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里是“色拉碗”，在這里可各取所需。在這種環境下，個人的選擇，決定了留學生活的質量。同一批學生進來，由于選擇不同，四年后結果也可能判若天壤。消極地看，一些學生是被父母逼來留學的，不去接觸當地社會和社區也是一個選擇，但橫豎要在這里待幾年，這么做多少有些可惜。

　　十幾年前，當我遇到各種困難的時候，我也曾想像豬八戒一樣，回高老莊了事。不過我認識到人總要不斷打破自己的舒適區，才能進步，所以較終堅持了下來。我自己帶著家人和孩子，力爭參與當地社區的各項活動，并從中找到了各種樂趣。當然，直到如今，我永遠沒法過沒有豆腐和老干媽豆瓣醬的日子，不過在此同時，我們也喜歡上了“真牛”漢堡(Wholly Cow)和施洛茨基比薩(Schlotzsky's Pizza)。我依舊用中文寫稿，但是我愛上了美國方便的數據庫。更重要的是，我們結識了很多友善的美國人，他們的熱心和友愛，讓人常常忘記我們存在筷子和叉子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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